摘要：主流的声音为什么不能用创新的形式来表达？或者说主流的声音为什么不能用那些看似非主流的生动形式来表达呢？

 美国《连线》杂志的创始主编，也是美国著名的未来学家凯文·凯利，在自己非常有影响力的一本新书《必然》中，有一个极其精彩的论断，这个论断概括为一个词叫做“流”——我们今天生活的这个时代，是一个时时处在信息流中的一个时代，这个时代中的每一个人都像生活在一个信息的河流中，无穷无尽的信息不断从我们的身边经过，然后又消失得无影无踪。在这种状态中，任何人都不要再做那种先行归纳，再做整理的工作——那种事后收集好的信息是没有任何价值的，因为它已经过时了！唯一有效的，是我们要善于从当下的信息流中，即时地筛选、甄别、判断并处理对我们有用的信息——如果借用一个佛教常用的词，那就是“当下”——你必然看在当下，想在当下，一旦过时，价值骤失！

  无论你喜欢与否，你也不得不承认，我们的确活在这样一个“流”时代，而在这样一个时代，我们作为一个个人或者一个组织，都应当对这样的时代传播方式作出相应的适应与反馈。特别是作为一个新闻媒体，这种适应就变得更为重要，因为这个“流”的时代，也是一个媒体爆炸的时代——从全国人民都看“两报一刊”一直发展到人人都是传播者——每个人都可以拥有自己的“自媒体”，我们不得不承认，在今天的世界或者中国，已经没有绝对意义上的“主流媒体”，一切的主流都是相对的，一切的主流都是暂时的，一切的主流都是变动的，而应对这种变动的唯一手法就是变动。

  《九派新闻》在我看来，就是这样一个对变动时代很好的应对，她的诞生回答了我长期以来想说的一个问题：主流的声音为什么不能用创新的形式来表达？或者说主流的声音为什么不能用那些看似非主流的生动形式来表达呢？我想在这个方面，《九派新闻》为主流声音的创新表达开了一个很好的先河！

  即时捕捉，大数据分析，热门话题，专家分析，《九派新闻》这样一种新媒体形式，让我的手机的公众号中，有了一个唯一的官方媒体，而且我还把它推荐给了我的许多朋友，这些朋友们也是“用过都说好”，有几个还表达说，如果有需要，他们也愿意为《九派新闻》写些文章——当然前提是如果正好有他们领域内的擅长话题——我想这种写作态度也正是这个“流”的时代应有的写作态度：不是时时评论，而是在自己专业的感兴趣的领域有感而发！

  这个态度当然是对的，作为我们这些个体的写作者无可厚非，但反过来，如果你是一个传统报社的老板，那你的麻烦可就来了：对读者大多感兴趣的话题，你的报纸总要写评论，而你的记者告诉你，对不起，老板，这个话题我不擅长，也没感觉。那怎么办呢？我想答案只有一个：多养些记者，让各个领域的专家都有，如果真有这样的报纸，在今天的经营结果，可能只有一个：关张吧！谁能养得起那么多专业的名记者呢？特别是在这个知识门类越来越广的时代！

  可是《九派新闻》就做到了这一点！为什么呢？因为作为一个新媒体，她的撰稿人不止一个固定的记者组，而是一个变动的专家群——我这里所说的变动，是相对于每一期的内容而言——不同的话题，不同的专业，就由不同的顾问来撰稿，但一看就知道都是同行，说得都很到位，都很“靠谱”——要知道，这“靠谱”两个字，在今天这个过度传播的时代中，可是一种极为稀缺的资源：由于传播的门槛越来越低（门槛低到只需要你有一部多媒体手机！）所以导致了这个时代新闻满天飞，标题满天飞，观点也满天飞，而且这些观点还越来越离谱！

   于是，事实、准确、靠谱，这些新闻报道中原来最基本品质变得越来越稀缺——刚刚发生过的那个上海女孩到江西农村怒掀饭桌的所谓新闻，一时之间被炒得沸沸扬扬，连上海的官媒都出来正式表态，但过后才知道，这个不靠谱的故事是一个有夫之妇在和老公吵架后一时生气杜撰出来的！这难道不是一个最现实的新闻教训吗？我在多次的讲课中，都和不同阶层的学员讲过这样一个判断事物的方法：观点不值钱！在今天，有观点的人多了去了，真正有说服力的，不是观点本身，而是观点背后的事实和依据——请用事实来说话，请用专业来说服我！

  那有没有哪家媒体是一直用专业来说话的呢？答案有两家，这不是我个人的观点，而是我几个朋友的一致观点，而且这个观点还惊人地一致：新的一家是《九派新闻》，老的一家呢？是《光明日报》。

   是的！《光明日报》我没有说错，你也没有听错！真的是《光明日报》！我，1969年出生，同济大学建筑系毕业，留过洋，创了业，现在的一个私企老板，非党人士，却长年订阅《光明日报》，是真的吗？是真的！因为我不管这《光明日报》是谁管的，姓不姓党，对我而言，都不重要，重要的这是一份读书人的报纸，和《九派新闻》一样，有浓浓的书卷气和深厚的专业性！

   读书人，是我对自己的定义！虽然公众也管我叫专家，知识分子，专业人士，老师等等，但在我的心目中，我就认为我是一个读书人，我们有无数的先贤作为我们的榜样，我们在每个时代也都应有所担当：“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 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是中国每一代读书人身上千年不变的责任！我们出身平民，但一旦饱读诗书，我们就不再是一个普通的平民，就应当以读书人的标准来要求自己，不再随波逐流，不再人云亦云，而要在任何时代中，特别是在这个“流”的时代中，保持清醒，冷静客观，有所思考，并有所作为。

   我想这并不是一个高要求，因为长期以来《光明日报》都是这样做的，特别是她那几个文化专栏中，对于文化专题的讨论更是专业，如果那些在网络吵吵嚷嚷的所谓的文化明星看明白了，我相信他们能汗颜至死！专业就是专业，并不是什么外行都可以胡说与戏说的！

   正是由于《光明日报》的这种品质，使我在长期订阅她的同时明白了一个很重要的道理，那就是对于一个国家，一个时代，一个政府而言，一群真正有知识，真正有责任的知识分子阶层，是多么的重要！记得，当时看《建国大业》电影时，我还有点不明白。明明片名叫《建国大业》，为什么拍出来的情节既与战争无关，也与经济无关，而最相关的，是如何把一个又一个的民主人士请到北京来，来参加第一次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后来读历史多了，我才明白，如果没有这些民主人士，也就是当时的知识分子精英阶层中间势力的帮助，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共和国绝不可能这样顺利地建立！这也就让我明白了一个事实，那就是为什么统战工作对我党这样地重要，因为任何党派都是需要朋友的。同样一句话，由谁来说，有时候比怎么说更重要，别人说你好，比你自己说绝对更有效，专业人士讲专业，也绝对比非专业人士更可靠！

   《光明日报》作者群中聚集的，就是这样一群专业而可靠的专家朋友，而《九派新闻》目前正在聚集中的，也正是这样一个逐渐成型中的媒体专家群！我觉得，这对于《九派新闻》而言，是比形式创新更重要的东西——如果说形式创新决定了《九派新闻》卓尔不凡的起点的话，那么，这个媒体专家群的建立，才是决定《九派新闻》到底能走多远的关键所在——这也是我写了这么多之后，真正想对《九派新闻》所提的建议，因为只有有了这样的顾问专家群，才能让《九派新闻》起到两个最为重要的宗旨作用，引导大众和大众引导。

   下面，让我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来说明这两个宗旨——我从事的工作叫做城市顾问，是为城市发展提供顾问服务的。当然我的父亲也知道他儿子是干什么的，而偏偏我们家这位老爷子，是个忧国忧民的人——老空军出身，他的父亲也就是我爷爷则是个老八路，于是我父亲绝对是那种“位卑未敢忘忧国”的人，退休在家，每遇感兴趣的国家政策必和我讨论。而且由于技术兵种出身，所以每次讨论格外较真，遇到好的政策叫好，遇到不好的政策，（当然是他认为不好的政策）就会忿忿不平，结果我发现许多让老爷子气不过的政策，只要和他大儿子一讨论，老爷子就会变得很开心，为什么呢？因为他儿子说话让他觉得很专业很有道理，比如就在昨天，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见》中有关于“窄马路”“密路网”的表述，老爷子一听就不高兴了：“现在这么宽的马路都堵车，如果窄了不更堵车了吗？这是什么糊涂政策啊！”于是，就听到了我妈那句经常说的话“还是先听听大儿子怎么说吧！”

   于是，我就拿出纸和笔，给爸爸从头讲起：“单位面积内道路长度的比值，这个叫道路的线密度；单位面积内道路宽度所占的面积比这种道路的面宽度，如果线密度加大了，就一定不会出现严重的堵车，为什么呢，因为路口和路口离得很近，一旦堵车，很容易分流，用我们的行话来说，一条线上的交通荷载，可以很均布在一个面上，这样的交通规则才是最合理的。”我还专门给老爷子画了曼哈顿的路网“60m*120m”的街区分布，说明为什么这样可以让纽约在每千人935辆车的情况下，还基本不堵车的事实。

  “但是”，我的话锋一转，“道路的宽度可就不一样了，特别在中国，所有的开车人都喜欢无缘无故的并线，所以道路越宽，并线的可能性越大，用行话叫紊流越多，交通效率也就越低。相反，如果是单行道，相互干扰最少，交通效率反而最高，所以一个要“窄马路”并且要“密路网”！

  “明白了”，爸爸一下高兴起来，“这两个办法，看来是要组合起来使用，才是好办法，看来共产党里是有能人啊，这是谁给政府提出的主意？”

  “我！你儿子是其中重要的一个人！”“是吗？”妈妈高兴起来，“我儿子真不错，今天中午给你加个菜：西红柿炒鸡蛋！”——这就是我作为一个城市顾问的幸福生活，对外做顾问，我可以赚到顾问费，而给爸妈做顾问讲解，能让他们明白政策，还能让我的午饭多一道菜！

   其实在今天这个时代，这种专家与民众的沟通是极为重要的，特别是在今天这个所谓的“去智化”的时代，大众的思维水平在事实上，是离辨别真相的要求越来越远了——这并不是因为大众越来越笨，事实上，是因为要辨析真相需要的专业门槛越来越高了！比如，如果没有专家的帮助，今天，媒体上关于引力波的热点新闻是一般大众绝对弄不清的，所以说今天的大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专业人士的引导，而这，也正是《九派新闻》义不容辞的责任所在！因为，有太多的群众事件，并不是由于政策本身引起的，而是由于政策沟通不到位引起的，而专业的政策沟通又必然需要有相应的专业人士，用生动易懂的方法对大众进行知识引导，这就是“引导大众”的工作！

  那什么是“大众引导”呢？这事实上是《九派新闻》对我的最大帮助，我在看《九派新闻》时，特别喜欢关注这样的标题——《舆论聚焦新一轮“失业潮”是否会出现？》，《个税政策方案周末出台遇冷，舆论仍纠结于起征点》等等，为什么喜欢看这些？因为这能帮助我弄明白一件事，那就是到底现在广大民众在想什么——因为不论哪个阶层？只要你出来做事，对我们而言，顺应民意都最重要的——大众是需要专家的引导，但是同时，任何专家任何政府，也需要接受大众的引导，谁也不能逆民意而动！

   比如无论今年那位春晚导演如何为自己打100分，我都认为在这个猴年春晚上，没有请六小龄童来表演，都是一个无法弥补的巨大失误，而且失误得很愚蠢很不值——既然全国老百姓有那么强的期望，在这些非原则的、不是大是大非的问题上，我们怎么就不能顺应一下老百姓的呼声呢？干嘛非要逆民意而动呢！你纵有千万个专业理由，我也想告诉你，这，是一个讲情感的晚会，并不是个讲专业的地方！所以，有了《九派新闻》这样的大数据支撑下的舆情监控，我们才能知道老百姓现在想什么、关心什么，才能适时、适当、适度地接受大众引导。

   那么我们来讨论最后一个问题——什么时候能“引导大众”，什么时候又能被“大众引导”呢？如果用岳飞用兵的心法来总结，那叫做“运用之妙，存乎一心”，这就需要对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了——如果这样说有点抽象，还是让我用一个我与父亲的具体故事来说明吧！

   2008年，汶川地震后，我作为专家去相关政府机构参加了灾后重建的专家研讨会，回来父亲当然要问我，灾区何时能重建好。于是我问父亲“你觉得灾区重建越快越好吗？”“当然了”，父亲诧异地问，“难道是慢点更好吗？”“是的！”我很肯定的说，“一个发生过八级强震的地区，山体地质构造到底发生了什么变化我们目前还很难判断，而且龙门山断裂带地区一定会是一个地震高发地区，而针对这种情况最理想的应对办法，是尽量把这些灾民搬出去，搬到安全的地方；如果退而求其次，也应该把其中位于山谷中的那20%民众搬出去，至少不要住在可能发生地质灾害的地方；最次最次，也应当适当放慢灾区建设的脚步，让地质构造变化稳定后，才根据变化后的状况作出规划，一步一步来，无论如何灾区加快重建都不是最好的方案！”

   “那你怎么不说出你的意见啊？”“我说了，但我最后还是同意加快灾区重建”，“为什么？我不是告诉你要敢于坚持真理吗？”“不是的”，我认真地回答父亲，“最佳并不一定是真理，技术最佳也并不是政策最佳，咱们老家是山东沂蒙山区，爸爸我问您，如果咱们那个山区地震了，我问您两个问题。第一、你愿意搬出来吗？”“不，那里可是咱老家。”“第二、灾区重建可以放慢吗？”“当然不行，咱们不能老住帐篷啊！”“对，这就是我想到的，我想也是政府所想到的，那可是几万，十几万的老百姓啊，在这时候，专家不一定要替老百姓拿主意。相反，专家或者政府在拿主意的时候，一定要听听这作为灾难当事人的大众是怎么想的，因为毕竟现在受灾的是他们而不是我们，人在受难时的心态是很难理性的。所以，你儿子的意见可能不是最专业的，但是最现实的！”

   当时听完了我的那番话，记得父亲沉思良久，才说了一句话“我儿子成熟了······”

   那年，我39岁，39岁的我是第一次被自己的父亲称为成熟，因为成熟的确是一件最不容易的事，而要做出一个成熟的决策，就必须在“引导大众”和“大众引导”间做出适当的平衡，存乎一心，才能做到运用之妙！所以我想说《九派新闻》的成功也还需要假以时日的，但是我们有理由相信，《九派新闻》的确是我们这个时代最需要的一种媒体形式。如果能成熟地发展起来，必将能让我们的政府拥有一群可靠的专家顾问团，帮助政府以创新的形式发出主流的声音，以创新的形式引导大众，从而让我们的广大民众逐渐成熟起来，最后真正达到“公众理性”这个最高境界。而同时，也在舆情观察的帮助下，适时适度地接受大众引导，最后形成有依据、讲科学，但同时又是有温情、讲人性的政府决策。这样才是政府决策艺术的“存乎一心”，也才是对《九派新闻》的“运用之妙”。

（李忠，城市咨询专家、清华大学客座教授）